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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一夜!亞美尼亞人讓Kerr想起他祖父母

史蒂夫-柯爾知道他的祖父母在1920年代救了成千上萬亞美尼亞人的故事。但是,週六晚上,在舊金山KZV亞美尼亞學校的一間擠滿了人的宴會廳裏,柯爾感受到了祖父母所做善舉的影響力,這是從沒有過的。 柯爾的祖父母斯坦利-柯爾和埃爾莎-柯爾照顧了接近一萬名無家可歸的孤兒。其中很多人之後成爲了大學畢業生、專家以及專業人士。柯爾的祖父母爲了素不相識的人冒了巨大風險。 週六最令人感動的一個瞬間發生在紀錄片《柯爾:和平的勇士》的預告片放映時,這部紀錄片即將完成。當柯爾祖父寫的一封信的節選被念出時,寒意席捲了整個房間,柯爾低下頭抹了把眼淚,這一天距離柯爾的祖父寫下這封信的時候已經過去了99年。

今晚是今年冬天最寒冷的一晚。所有幸存的亞美尼亞人準備繼續流亡。很多人會在路上死於土耳其人的子彈或是死於寒冷,我們的孤兒和老人則會留在我們的住宅區。也許我們可以通過留在這裏,來保護倖存的亞美尼亞人免受大屠殺的侵害。如果土耳其人不尊重我們的國家以及個人財產,我們將與他們作殊死搏鬥。希望過去幾周的恐怖成爲歷史上的污點。無論發生了什麼,要記住,我爲任何犧牲做好了準備,即便是死亡,並且我毫無畏懼,帶着愛和希望,再見。 斯坦利

柯爾和禮堂裏其他所有人一起聽着這些塵封多年的話,這座禮堂有學校的兩個體育館那麼大。在這天晚上,爲了舉辦KZV學校的第三十八屆年度晚會,禮堂被佈置得很優雅,有潔白的餐布以及閃亮的吊燈。今年的晚會由於柯爾的出席而更加特別。與這位勇士總教練一同到場的還有他的母親安、妻子瑪戈、兒子尼克、以及女兒馬迪。舊金山市市長London Breed以及女議員Jackie Speier出席了晚會。富國銀行的財產抵押諮詢師Vahan Derounian在他的襯衫和領帶外穿了柯爾的藍色亞利桑那大學球衣。74歲的Anahid Katchian與她的丈夫一起從丹佛驅車前來。Kathian的父親是那些孤兒中的一員。

他父親的影像,他祖父母的照片,以及他叔叔嬸嬸接受的採訪——這些都明顯觸動了柯爾。當他的祖父去世的時候,柯爾10歲。他記得他的祖父是一個手巧的人,每次斯坦利從紐澤西州普林斯頓長途跋涉來到加州南部,看望他的孫子時,他最終都會修理點什麼。有一次,他們一起去商店買了木頭、焊接金屬絲網以及釘子,然後柯爾和他的祖父一起搭了一個兔子籠。柯爾記得他祖母埃爾莎的善良,以及她會怎樣爲他們一家人下廚。柯爾記得埃爾莎過去燒的菜中他最喜歡的幾樣。“他們對我來說只是祖父母,”柯爾說,“他們不是那救了一代孩子的英雄。”柯爾是榮譽嘉賓,但是這種榮譽並不屬於他。今年有超過400人來致謝,據非官方統計這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他們把他們從來沒有機會向柯爾的祖父母表達的感激寄託在了柯爾身上。他們對柯爾頂禮膜拜,但那只是因爲柯爾站在了他祖父母的肩膀上。而柯爾確實也感受到了那種感激,一個又一個人上前與他分享他們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向他的家庭致敬。

“這裏有一種我原本沒能預料到的能量,”聖荷西大學總裁Mary Papazian說,“我瞭解柯爾家族的歷史,我瞭解他的家族史很多年了。但是這一晚有一些特殊意義,積聚了100年的感激之情奔涌而出。”柯爾已經知道了他對亞美尼亞社區的喜愛之情,他也瞭解他家族的工作。他記得他的祖父母有亞美尼亞朋友。他知道幾乎每個亞美尼亞人家裏都掛着一張阿勒山的照片,那是很多人所相信的諾亞方舟最後停泊的地方,同時也是亞美尼亞的國家象徵。他知道他如果看到一個詞尾是“ian”的姓氏。那這個人就是亞美尼亞人。他告訴他們一個故事,當他得知Jerry Tarkanian是亞美尼亞人

[1]時他感到驚訝,並向他的父親沒完沒了地嘮叨。[譯註1:Jerry Tarkanian是一名美國籃球教練。他在三所學校執教大學籃球長達三十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執教,曾帶領他們四次進入NCAA Division I的四強賽,並在1990年贏得全國冠軍。]在路上,他還意外地收到了一些來自亞美尼亞人的感謝。勇士助教羅恩-亞當斯是夫勒斯諾人,這裏是加州一個亞美尼亞人的主要聚居區。羅恩-亞當斯在一次客場比賽中認識了幾個朋友,他們都被柯爾家族的故事吸引了。

出席週六晚上學校籌款活動的人們都尤爲感激。他們的父母或是祖父母都是大屠殺的倖存者,這段歷史是他們所珍視的。他們被柯爾家族折服了。考慮到他們與亞美尼亞大屠殺直接相關,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他們的小孩子穿着晚禮服,無憂無慮地周遊全世界,這都是因爲柯爾的祖父母認爲他們的祖先是值得拯救的。斯坦利-柯爾的著作《The Lions of Marash》出版於1973年,這是他對亞美尼亞西區的亞美尼亞人被殲滅的目擊者證詞。這本書基本上是亞美尼亞人的必讀經典。

在1910年代,對亞美尼亞人的同情心是美國社會文化脈絡的一部分。當時,在1915年4月24日,成百上千名亞美尼亞領導人、知識分子、作家、藝術家以及醫生被殺,許多亞美尼亞人被迫背井離鄉,亞美尼亞種 族 滅 絕由此正式開始。(儘管大部分歷史學家基本上作出的結論是,“種 族 滅 絕”一詞正確地描述了當時超過150萬亞美尼加人在這段時間裏被殺害的情況,土耳其人始終否認此舉意在消滅一個種族,他們堅稱暴力和死亡是奧斯曼帝國解體從而導致騷亂的結果。)

當時,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執掌的美國政府採取緊急行動爲倖存者和難民籌款。雜貨店和週末學校爲救災物資募集資金。父母們用“記住那些捱餓的亞美尼亞人”來告誡孩子們不要浪費食物。美國參加一戰後暫時放緩了援助活動。但是1918年一戰的結束使得他們得以付出更大的努力來援助亞美尼亞人,包括1919年的一項與近東援助組織合作的議會法案。

斯坦利和埃爾莎就是在這時候參與進來的。

“那些在世界另一頭的人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Ani Hovannisian說。Ani Hovannisian是一位紀錄片製片人,她是柯爾在帕利塞茲憲章高中的高中同學,她的父親曾在UCLA與柯爾的父親一起教書。“斯坦利是基督教長老會部長的兒子,當時他在軍隊,但是沒有在服役,他是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的一名藥劑師。有人過來說,近東的救援組織正在找人去奧斯曼帝國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然後他義無反顧地去了。他義無反顧地去了。”

史蒂夫-柯爾的母親安-柯爾與史蒂夫-柯爾一起問候宴會來賓。

柯爾的祖父母是衆多漂洋過海,去幫助完成這一使命的美國人中的兩位。埃爾莎-雷克曼從威斯康星大學畢業之後去了土耳其的一所亞美尼亞大學教書。斯坦利-柯爾決定去國外進行援助時是華盛頓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的一名藥劑師。他們最終都在一個名爲Near East Relief的組織工作,這是一個由美國人建立的慈善組織,旨在幫助亞美尼亞人。

在1919年,柯爾的祖父待在敘利亞最大的城市阿勒頗。他擔任醫療衛生官員,照料在所謂的“死亡行軍”[2]中倖存的人。有些被驅逐的人艱難地穿越了敘利亞沙漠——從飢餓、缺水、性 虐 待、非法買賣以及謀殺中活了下來。斯坦利照料這些倖存者,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和小孩。之後他轉到卡赫拉曼馬拉什進行救援工作。1920年2月,法國軍隊突然撤離,使得亞美尼亞人暴露於土耳其人的侵害之下,當時斯坦利就在那裏。亞美尼亞人在一次爲期三週的圍攻中受到了屠殺。

[譯註2:“死亡行軍”(Death March)是一個針對戰俘或其他俘虜或被驅逐出境者的強迫行軍,旨在令他們死在途中。死亡行軍通常包含嚴苛的體力勞動和虐待、忽視囚犯的傷病,故意製造飢餓和脫水的狀況,使他們遭受屈辱和酷刑,並處死那些無力跟上步伐的人。 死亡行軍最終可能會在一個戰俘營或拘留營結束,或是繼續下去,直到所有的囚犯都死去。這是“通過勞動處死”的一種形式。]在1922年,斯坦利和埃爾莎加入了照顧亞美尼亞孩子的Near East Relief孤兒院。那一年晚些時候,當他迎娶埃爾莎時,一名亞美尼亞難民做了他們婚禮上的花童。1923年,瘧疾疫情的爆發迫使他們不得不放棄孤兒院。回家後,兩人最後回到了黎巴嫩,在貝魯特的美國大學任教。斯坦利是生物化學系的系主任,而埃爾莎則是女學生的教務長。他們育有四個孩子,包括柯爾的父親馬爾科姆,他是在貝魯特出生和長大的。在1982年,馬爾科姆成了他父親工作的這所大學的總裁,儘管這個地區的獨立戰爭依然非常激烈。當時,柯爾在亞利桑那大學讀書。但是他父親的養育已經爲他的世界觀種下了種子。

比起他的父母說的話,孩提時代的柯爾更關心的還是打籃球。但是現年53歲,手握八枚總冠軍戒指的柯爾認爲,對於他成爲如今這樣的教練,這樣的人來說,他的教養產生的影響力是述說不盡的。他在國外呆了很長時間,去過法國、突尼斯、埃及等國家。他家就像一個聯合國集會。他的父母會舉行燒烤,柯爾說,那就像一個國際節。在這個週六,他又參加了一次這種活動。他獲贈了一座諾亞方舟的小雕像,作爲致謝的紀念物。在宴會尾聲,他和他的家人與其他人一同跳了一支“shourchbar”,這是一種亞美尼亞的傳統舞蹈,參與者拉着彼此的小拇指連成一排。“我從小在海外長大,認識各個國家的人,也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柯爾說,“這使我用更寬廣的眼光看待世界,使我更好地理解人們。使我更好地理解我們內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過我們來自於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背景。但是我們都可以很輕鬆地聯結在一起,特別是通過體育。”

“這很好地提醒了我們:人們有很多理由與體育聯結在一起,與球隊或是球員聯結在一起。”他繼續說,“這不僅僅是因爲球落入了籃筐中,或是球隊取得了勝利,而是因爲建立起了一種情感上的紐帶。那些是斯蒂芬-柯瑞球迷的人,他們瞭解斯蒂芬的生活以及成就,不僅是在場上的,還有在場下的。你會想到凱文-杜蘭特產生的一切影響力,他在全國的所有慈善事業,他觸動過的所有人。因此,你會隨即想到整個一代孩子中,之所以有那些杜蘭特球迷,有那些勇士球迷,是出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原因。一部分原因是籃球,但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其在我們的生活中產生的影響。”

Hovannisian在製作紀錄片的同時,還對柯爾家族進行了幾次訪談。她還找到了成百上千頁斯坦利和埃爾莎寫的信。在一封信中,斯坦利寫道,在他用打字機打出這封信時,每打出一個字母就能聽到一聲槍響。 對於亞美尼亞人來說,這些信使他們的歷史得以重現。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家園,由於他們所經受的驅逐被迫流亡到世界各地。他們無法獲取他們文化中的財富。隨着他們逐漸被其他國家同化,他們目睹了他們的文化遺產逐漸消逝,比如他們的母語。

在1991年,隨着蘇聯解體,亞美尼亞得以獨立,成爲亞美尼亞共和國。但是他們過去的大部分領土現在都屬於土耳其了。Hovannisian的名來自於阿尼市,這座城市是曾經亞美尼亞王國的首都。“阿尼”的意思是“有1001座教堂的城市”。這裏的宗教建築被認爲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現在,阿尼市屬於土耳其的領土,是亞美尼亞可望而不可即的。阿尼教堂是亞美尼亞宗徒教會成員長達半個世紀的居所。那是一座圓頂長方形的基督教堂,已經荒廢了,從遠處仍能看到。

對於一羣被剝離了大部分文化的人來說,對於那些聽到過其他人質疑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真實性的人來說,柯爾祖父母的那些信使他們的文化遺產得以重現。他們的故事被講述了出來,他們的證據被呈現了出來,這對他們來說意味着全世界。在週六晚上,Hovannisian通過紀錄片的預告片與柯爾家庭分享了一些柯爾祖父母的信,以經過濃縮的幕後視角審視了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的初期階段。“他寫了日記,那實在是太一絲不苟了,”她說,“這些人在救人,他們跑到大街上去救人,他們到醫院裏去救人,他們爲和平進行談判。他們爲我們準備聖誕晚餐,他們把食物分發給孤兒。而他依舊有時間寫信,埃爾莎亦是如此。這些信就是最大的寶藏,因爲那是一種證據。”

“我的祖母,” Hovannisian繼續說,“她是一名孤兒,她親眼看到她六個月大的雙胞胎姐妹被帶走,從此杳無音訊。我的祖父有八個兄弟姐妹。他離開了他的村莊,等到他回來的時候,所有人都走了。這些故事是你從小聽到大的,所以你知道那是真的,你知道那是確確實實發生過的。你會遇到那些對此持懷疑態度的人,他們說這沒有發生過,但是隨後你就有證據了——證據並非來自於一個亞美尼亞人,而是來自於一個美國人,來自於許多從世界各地前來援助的美國人和非美國人……斯坦利-柯爾和埃爾莎-柯爾給了我們全新的生活。”

文章來源: 虎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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